| 思想火花：湖湘传统与中国文化 | | | | 2004-07-02 12:47:00 中华读书报 | |
“道”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在探讨宇宙法则和人文关怀等形而上的问题时，中国的哲人早在先秦时期就将“道”确立为天地和万物世界的本原，并以天人一体之道作为逻辑基点，探求中国文化的终极依托，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因此，“道论”从来就是中国古代最为高深的学问，“原道”成为历代知识分子最高层次的学术追求。纵观历史，中华学人对“道论”的每一次成功开拓，都会使中国文化的境界获得一次大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湘学原道录》，探讨了湖湘“原道”传统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原道”也是湖湘地区千年一贯的学术传统。屈原行吟沅湘而作《天问》，就宇宙起源和人类历史连连设疑置词，“问天地幽暗之故”，在怀疑中求索天人之道。贾谊忧居长沙，追究天地阴阳的“合散消息”，将宇宙和人间的“千变万化”归结为“道”与“德”。柳宗元、刘禹锡流贬南湘瘴疠之地，各作《天对》、《天论》之文，承接屈贾遗绪，追溯天道之原，推考人事之本。周敦颐检理先贤之业，取资佛道之长，先作《太极图说》演宇宙生化之奥衍，又著《通书》阐心性人伦之精微，“推本太极以及乎阴阳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本无极太极玄虚之妙，论日用常行切近之理，合天道、性命于一，为儒家伦理学说穷源探本，开启宋代道学之先河。胡宏传承家学，以“性”为天下之本、人心之体，视“性”为备具万理、化生万物的“太极”，他们标举天人一道、理欲同体，“发明天理，见诸人事”，性理之谈与经世之务相得益彰，遂以“性学”之异说，拓出理学之新境。王夫之身历明清易代之痛，窜伏穷山僻野之间，综核百家之学，“真通天人之故”。鉴于理学末流崇无蹈虚之弊，他强调“道器交与为体”、“理与气相互为体”，变虚化之道为实有之物，使中国文化之道从形上的超越世界返回形下的现实世界。
清朝嘉道以来，当泱泱大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奇变”时，湖湘学人又率先发出“天变道亦变”的天簌之音。魏源竭力论证“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将经世之学与治世之术附丽于形上之道，更使一度僵化的中国思想文化冲决“夷夏大防”之藩篱，接纳西方先进的器物、技艺与政制，从此在天朝上国成为可能。曾国藩以“道”统贯群学，将义理之学融于考据、辞章和经济之中；郭嵩焘尊崇理学，同时倡导实学、引进西学，将天理心性的玄虚之道，化作拨乱致治的务实之学。不仅如此，曾、郭在千古变局中的卫道之举、弘道之法，客观上引生出传统“道论”的变异乃至终结，中国文化之道的历史转型，正是在洋务改革的喧嚣声中悄然启动。及至晚清思想界的“彗星”谭嗣同，在“以太”与“仁”的基础上，构建“仁学”思想体系。这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不新不旧亦新亦旧的“仁学之道”，预示着新的中国文化之道，必将会通中学与西学、联贯传统与现代、融合科学理性与人文价值。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对此作了无比生动的展示。
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知识传统，湖湘文化与学术无疑孕育于中国思想文化的母体之中，然而她自宋代崛兴于一隅，至近世鼎盛于全国，又以其深厚的思想底蕴与独特的精神传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演进历程。换言之，即是一代代的湖湘学人以其强烈的“原道”精神与卓著的“道论”成就，推促着中国文化之道不断臻于精致、完善之境，最终又在晚清以来的千古奇变中，开启中国文化之道的近代转型。（吴仰湘） | | 百灵编辑：文庆 | | | 【发送给好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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