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申宁：死守自己的文化阵地 | | | | 2004-07-22 10:34:00 深圳商报 | |
“我有着文化人的高傲，尽管那些玩股票、炒地产的看不起我，但我有很好的书、古玩和研究课题，就足够了。一个文化人到一定的层次，已经没有了功利心。只有学术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深圳市委党校教授、副校长、历史学者、李鸿章研究专家……刘申宁身上，有着多重身份。
刘申宁研究李鸿章已经坐了十多年的冷板凳，而且还都是在夜晚，在他的“业余”时间坐的。他的李鸿章研究，在十年前就走在全国前列，国内很多同行都在关注着他的研究，期待着他的成果问世。如今，这冷板凳终于坐出了成果，由刘申宁任执行编委的《李鸿章全集》将于明年年底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全集的总字数达到2800万字，超过了二十四史的篇幅。这是他和二十多位编写组的同人十多年辛勤耕耘的成果。这部全集中有70％的内容都是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新货”。这部全集一出，必然要在学术界引起“地震”，可以说，海内外的近代史学者都在等着看到这部《李鸿章全集》。
刘申宁在自己的书斋中，静静地守着自己的天地。他说：“我有着文化人的高傲，尽管那些玩股票、炒地产的看不起我，但我有很好的书、古玩和研究课题，就足够了。一个文化人到一定的层次，已经没有了功利心。只有学术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什么叫文化人？文化人就是那种死守着自己的文化阵地不放的人，不管什么境遇，他都不可能放弃学术文化。”
如果他“不在场”，全世界对李鸿章这个课题的研究都会陷入停滞
前一周是深圳第二届社会科学普及周，一个人站在了深圳市委党校阶梯教室的讲坛上。这个讲坛是他再熟悉不过的一个讲坛，因为他不是别人，他是深圳市委党校的副校长刘申宁。他在这个讲坛上讲过将近10年的课。
他讲课的内容也是他再熟悉不过的课题，因为他研究这个课题已经超过了10年，是这个研究领域当仁不让的专家。如果他“不在场”，全世界对这个课题的研究都会陷入停滞。
但是就是他，竟然是第一次站在他最熟悉的讲台上，讲他最熟悉的课题———李鸿章。
照刘申宁的话讲，这是深圳市委党校的讲台上，第一次讲“卖国贼”。
李鸿章何许人也？在很多人眼里，他是曾在100多年前和洋人签定了很多项不平等条约的臭名昭著的大卖国贼。但在刘申宁眼中，他却是一整部中国晚清历史。
李鸿章曾经主管着清廷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任何一个皇帝。对李鸿章的研究是一流的历史学大课题。
“如果当时清政府采纳了李鸿章‘重海防’的意见，如果海防的两千多万两军费和塞防的七千多万两军费对调，那么中国将会建立起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那么日本将不会在甲午海战中获胜。日本就是靠甲午战争尝到了战争赔款的巨大甜头，靠着赔款装备了军队，乃至在中国国土上赢得了日俄战争，乃至在东三省划定了势力范围，乃至有了日本军国主义一步步滋生的土壤……”刘申宁的“普及”讲座赢得了听众一次次的热烈掌声。
刘申宁对李鸿章个人的看法是：这是个非常果断、敏捷、干练、精明的人，是处理矛盾、利用关系的老手。
刘申宁说，李鸿章对当时的形势作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他认识到了中国面临着近代化的历史大势，看到了时代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刘申宁说，李鸿章对康梁变法是持支持态度的，他曾经资助过强学会。“百日维新”失败后，到处都在搜捕“康党”，李鸿章也因为那笔资助而被举报。慈禧太后对李鸿章说：“有人参尔康党。”谁知李鸿章却大胆地回答：“康、梁所行之事，是臣十数年来欲行而未行之事。如此看，臣实是康党。”
刘申宁说，他曾经查阅过《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原件，发现李鸿章在这些不平等条约上的签名，都和平常的笔迹不同，他用草书将“李鸿章”三个字写得很像一个“肃”字。李鸿章被清廷封为“一等肃毅伯”。刘申宁在看到这样的签名时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判断李鸿章当时内心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不愿意背上卖国的骂名，另一方面他听命于清廷又不得已而为之。因此，李鸿章不想在那张耻辱的条约上落下自己的大名，而把清政府封给他的“肃”字签了上去。
在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中，刘申宁常常对李鸿章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评判。可以看出，他的手里有“硬东西”。他掌握着详尽的史料，并且已经把这些史料融会贯通，可以随手拈来，旁征博引。
做李鸿章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给李鸿章翻案，而是在于研究李鸿章的时代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申宁说，做李鸿章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给李鸿章翻案，而是在于研究李鸿章的时代。李鸿章的一生和整个中国晚清史联系在一起。要是能把李鸿章弄清楚了，近代史中相当一部分内容都要重新评价。
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中，凡是涉及到李鸿章的，都会请到刘申宁去做历史顾问。刘申宁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内研究李鸿章的最权威的学者，是因为他掌握了最翔实的史料，并且对史料进行了十几年如一日的不懈钻研。
1990年，当时刘申宁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为了编《孙子集成》，他来到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无意中掘得了一个历史学“宝库”。李鸿章的一大批珍贵文档资料原由李鸿章的孙子李国超保存。上海解放前夕，李国超离开祖国大陆时未能将所有文档携走，弃之沪上。五十年代初，李鸿章的这批珍贵文档资料开始流散于民间。幸赖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独具慧眼，及时发现了这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先尽力搜求于民间，后又将已被上海市文管会接管的部分李氏文档转移至上海图书馆，遂使李鸿章绝大部分的文档得以完好保存至今。刘申宁将这些封存了近半个世纪的文档资料重新开启。
他曾在车库里度过了15个月没工作、没有工资、没有住所的“三无”生活
1993年，在邓小平“南巡”后的“深圳热”中，刘申宁来到了深圳。
其实他当时还有好几个选择，安徽、北京、山东的几个研究机构都为他开出了不错的条件。可他更喜欢深圳，觉得深圳是一个有朝气的城市。
“当时深圳很多的文化人不是出走了，就是被改造了。”刘申宁说，他就属于被改造的文化人。他至今仍然记得在深圳那最初的15个月。
“那时深圳连一个社会科学国家级重点课题都没有，而我一个人就带来了两个。”刘申宁带来了一个“八五”国家重点课题和一个国家图书整理重点课题，但是他在深圳却连一个接收单位都找不到。
深圳大学没有历史学系，社科院没有历史所，刘申宁在市委党校的车库里度过了15个月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住所的“三无”生活。
在没着落时，刘申宁觉得自己真是活该。是啊，到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来搞历史研究，岂不是走错了路？
好在刘申宁还有一个长处———能讲课。那时在讨论刘申宁能不能留在党校时，有人就提出，一个研究卖国贼的人到党校来干什么？最后还是当时的党校校长姜忠力排众议，把刘申宁留在了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
从此，讲课成了刘申宁的主业，真正的专长反倒成了“地下游击队”。他白天老老实实地在学校讲课，晚上回到家里，才重新回到了李鸿章的世界里。刘申宁说，在党校工作的这些年，他除了法学没讲过之外，党校开设的所有课程都让他讲遍了。
后来的刘申宁当上了党校的副校长，他的工作时间都忙于处理学校的事务。他的李鸿章研究，却与他当初的“三无”生活有些类似，也是“三无”———没有研究时间，没有助手，没有研究经费。
刘申宁的李鸿章研究，在十年前就走在全国前列，国内很多同行都在关注着他的研究，期待着他的成果问世。于是他的“不作为”终于激起了“民愤”。
一位写过《李鸿章传》的学者这样对他说，早知道你有这么多东西，我就不写了，但你守着那么多资料，却偏偏不写。
“我还经常被请到外地去讲李鸿章，台湾、香港都去过，但就是没有机会在深圳讲。”刘申宁说。
刘申宁一有机会就呼吁深圳要繁荣学术文化。他认为，深圳要发展大众文化，更应该培养高水平的学术文化。深圳有了经济条件，就应该去发展原创性的文化。一个人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学科就是一个阵地，深圳如果不去圈这个阵地，不去扶持学术带头人，那么在高层次的学术文化上，始终都是一个“穷人”。
还好，刘申宁终于可以在讲台上讲李鸿章了。
《李鸿章全集》一出，将会在学术界引起“地震”
1994年，在安徽一所知名高校的图书馆作调查时，刘申宁意外地发现了一部李鸿章书信的抄本。这批东西数量不少，约有十数册之多，长期被该馆作为善本珍藏，成为该馆的镇库之宝。要看这部书委实不易，刘申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斡旋，最后还是校长亲自出面，该馆才同意拿出来看。看的时候，图书馆馆长侧立一边，让刘申宁带上白手套，收起所有纸和笔，不允许作任何记录。在他的监护之下，刘申宁认认真真地看了约两个小时，最后他断定，这是一部伪作。这个结论使图书馆的人大吃一惊，馆长用鄙夷的目光斜视着刘申宁，那意思似乎是说：“你懂什么！”刘申宁只好稍作解释，随手翻出一页，指着上面的一段话讲给他听。那是一封李鸿章写给中国驻英法大使刘瑞芬的信，李在信中告诉刘说：“伯行将于下月抵英京”。伯行者，李鸿章子李经方是也。李鸿章是个十足傲气的人，从未如此恭敬到在称呼自己儿子时用号而不直呼其名。习惯上，李鸿章通常在给朋僚的函稿中多称李经方为“方儿”，只有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才直呼“臣子李经方”。刘申宁猜想这部书的作伪者，可能是根据当时所见某人函中提到“伯行将于下月抵英京”一事，将其移入伪造的李鸿章函内，这是过去伪造晚清名人书信时最常用的手法。这样做要比自编内容来得更加方便可靠，既可以给人一些实际的内容，又令所述史实经得起检验。可惜的是，作伪者并非当事之人，亦未能弄清所谓“伯行”者何人，留下了一个十分明显的错误。而且此函在书写时，依据时人习惯，又特地将“伯行”做了挑行抬头，以示恭敬，更是令人感到可笑之至。
刘申宁就是有这样的本事，学术界任何一篇研究李鸿章的论文，他都能从引用的资料上说出个所以然。他对李鸿章所做的功课无人能及。
搞历史研究的都知道这样一句话———板凳要坐十年冷。刘申宁研究李鸿章已经坐了十多年的冷板凳，而且还都是在夜晚，在他的“业余”时间坐的。如今这冷板凳终于坐出了结果。由刘申宁任执行编委的《李鸿章全集》将于明年年底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全集的总字数达到2800万字，超过了二十四史的篇幅。这是他和二十多位编写组的同人十多年辛勤耕耘的成果。这部全集中有70％的内容都是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新货”。这部全集一出，必然要在学术界引起“地震”。
这部《全集》中收录了一万多封李鸿章的书信，这些书信全是草书书写，刘申宁和同人们要把字一一认出来，再加上标点和注解。可想而知这是多么浩大的工程。不仅如此，作为执行编委，这部2800万字的巨著，刘申宁光是校样就看了四遍。
全国学术界都在等着看到这部《李鸿章全集》，但是整个深圳知道这回事的人屈指可数。
在深圳的十年中，除了编校《全集》之外，刘申宁自己还撰写了3部研究李鸿章的专著，今年之内就可以全部交稿。其中有接近300万字的《李鸿章年谱长编》、260万字的《李鸿章著述系年》和50万字的《李鸿章关系网名录》。这3本书是研究李鸿章的基本工具。
“一个文化人到一定的层次，已经没有了功利心”
关于李鸿章，刘申宁有太多的话想说，有太多的事要做。他说，在写好的3本书出版之后，他还要写一部《李鸿章传》，此外还想搞一个李鸿章的电视片。
“李鸿章在做人、做事、做学问上都给了我不少启示，他最大的特点是任劳任怨、勇于任事、坚韧不拔。”刘申宁说，琢磨李鸿章这个人时间一长，自然会受到他的影响。“感受到李鸿章的大气，我也就越来越看不起那些谨小慎微的人；现在让我讲课也好，做行政也好，干什么都可以，什么岗位都得适应，因为李鸿章也是这样的人；当了副校长之后，接触到人事工作，由此更深地理解到了李鸿章的难处……”
刘申宁将学问和人生结合在了一起。他说他从李鸿章身上看出了当时民族的病态，从他自己身上也能体会出李鸿章当时的苦衷。
他认真地做着他作为一名党校教师、一位党校副校长的份内之事，也同样认真地做着他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所应该做的事。他说他有一个座右铭：“凭良心做人，靠本事吃饭。”
在党校网站的“刘申宁工作室”网页上，写着一段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的文字：“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刘申宁说，现在的很多文化人都被境遇改造掉了，但是他却例外。因为他的癖很多，疵也不少，正是有了这些癖和疵，所以才能久久不改。
“我之所以仍坚守着李鸿章研究不肯放，是因为对这个研究领域深入骨髓的喜好，我不可能离开历史，不可能离开我研究的东西。”
刘申宁还有一个“癖”，他喜欢文物鉴赏，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的会员。他有私人藏书两万多册，其中有十几部明版，还有一部非常珍贵的宋版。陶瓷、古书、版本学……这些方面的知识与李鸿章研究相得益彰。
“我有着文化人的高傲，尽管那些玩股票、炒地产的看不起我，但我有很好的书、古玩和研究课题，就足够了。一个文化人到一定的层次，已经没有了功利心。只有学术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什么叫文化人？文化人就是那种死守着自己的文化阵地不放的人，不管什么境遇，他都不可能放弃学术文化。”
刘申宁其人
刘申宁，1952年5月出生于上海，1982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曾长期在部队从事军事历史的教学与研究，1986年当选为中国近代军事史学会理事；1988年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撰稿人兼审稿人。出版著作《中国古代兵器》和《中国兵书总目》等。1989年由部队转业到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副研究员，专业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1990年当选为山东省甲午战争研究会副秘书长；1991年被聘为安徽社会科学院淮系集团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鸿章全集》编委会执行编委，参与《李鸿章全集》的整理工作；1992年任山东社会科学院甲午战争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子兵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整理出版《孙子集成》，1993年被聘为山东甲午战争博物馆客座研究员。
同年底调入深圳，曾任深圳市委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1995年应台湾中央研究院邀请，赴台湾参加学术会议。1997年应香港科技大学邀请，赴港讲学。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军事思想史、近代战争史、兵学、兵器发展史、版本目录学、古器物学、中国近代史史料学、晚清掌故及晚清上流社会研究等领域。由他任执行编委的《李鸿章全集》将于明年年底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全集的总字数达到2800万字，超过了二十四史的篇幅。
刘申宁文本
世道人心
明天要去监考，是成人函授本科班的结业考试。正欲早早歇息，忽同事某来电，说该考班学员原欲请监考人员吃饭，经事先了解，知我不会去，故托其转告，要我手下留情。某言：“我知你也有难处，不管也不行，但希望你掌握个度，让大家过关算了。在职学习，实在不容易。”这边厢木纳之人尚未做出反应，那边厢电话却已挂上了。成人教育，学历考试，以考试求学历，今日渐被人通俗化为花钱买学历。按照市场规律，交了钱就本应得到想要的东西。不意却又要上课堂，过考场，一关又一关，似有与人为难之处，故而世道人心同情被难之人，通融之说遂得以堂而皇之。
古时，腐败的朝廷可以卖官鬻爵，但却不敢买卖功名和学历，因为那是直接涉及圣道和人心的东西。考试作弊和通融考官均是历朝历代所不容的大忌，乃士人耻之极尤者。时至今日，作弊者竟然敢于事先打招呼，托熟人，搭关系，通款曲，以求放手，俾之行矣！忘耻之形，跃然话外。某所言：在职学习，实在不容易。似为浮世道人心，体谅苦衷之语。然话入耳中，如针刺肉，令人感慨万千，不由联想起前清的科场案。
顺治十四年，名士李振业等担任丁酉科考官，为结纳权贵，以树私人，考场作弊，接受并录取通关节者五人。至榜下，人情大哗，后下吏部、都察院严讯。事奏，顺治降旨斥责：“科场为取士大典，关系最重，岂可恣意贪墨行私，目无三尺，若不重加惩处，何以警惕来兹！”遂将主考官李振业等六人及通关节录取之五人皆判斩立决，家产籍没，涉案者之父母兄弟妻子等数百人流徙。前清之事，关碍至大，惩处之严，虽说此举意在箝汉人之口，树满人之威，但亦借世道人心而为之。唐宋以来，科举为士大夫阶层进身之阶，中举或及弟乃关乎士人一生之荣华富贵，是人生致关重要的一步。万千学子，为此挤入华山一道。是时，唯有秉公办理，唯才是取，方能服众，有所利导。偶有一作弊者，即使不被发现，亦羞于起齿，恐难容世。此为乃时之世道人心，思之，古风扑面，亦觉清爽。
世纪之初，废除科举，用人不全以科举功名为衡，但功名和学历依然有其作用，转而成为新知识分子的入世资格。说白了，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装饰物，如同女人之首饰，优伶之行头一般。现代混世之人，亦需要文化来作为一种新装饰。其实，读书本不是这般用意，古者圣贤之道，读书最终讲求做人，故为“内圣外王“之学，人生所求，无非人心之纯正。而今则讲求做事，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人生所求，不过富贵与事业。读书意义的改变，从根本上转变了人们对于读书治学的态度。昔日“十年寒窗苦，方为人上人“，即使追求富贵，也得付出艰辛。然今日之文化与学历则变成了一种虚衔装饰，读书之苦，考场之难，耗时费力，使人再也不肯俯就尝试，乃生挤出了通融求恕之法以达目的。文化本是庙堂之上的东西，随世道之变化，竟然落魄得如此下贱，真让人唏嘘不已！随着通融之法日多，求恕之人日众，又渐成新的世道人心，久之终于演成了一道经济现代化的“多彩“景观。
刚刚过世不久的文学大师钱锺书先生的岳父杨荫杭，是民国初年著名律师，先后担任过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和上海《申报》馆副总编辑。在世纪之交的巨大社会变迁中，他以其独特的目光透视世道人心之变，感慨叹曰：“昔人以市井为小人，今日以市井为圣人，圣人则拜之，拜之则效法之，于是举国上下皆以市道行之。”市道者，市场价值观念之谓也，以极少的成本，求最大的利润，唯利是图，付出金钱取得实惠，公平交易，是市道之真谛。在国人历尽磨难的这个世纪里，以市道变世运，风气所趋，人心所向，是以新潮迭起，设辜鸿铭活至今日，看古往今来，观新旧之变，定会眼花缭乱，头晕目旋。
人常言，“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借寓世界变化之快。诺大的文明古国，不意被上个世纪的李鸿章一语说破：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变亦变，不变亦变，套用现在的行话来说，是世界在飞速发展，即使士人看重的世道人心也不能不随之改变。抱残守缺，以静制动，恐不能适应今日之变局，但如何变？向何处变？却不能不是人们所关注的事情。文化即人化，文化的贬值亦是全民族的集体人心和人格的贬值。在当下人们普遍关注货币通胀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想想早已严重通胀了许久的道德、文化和国民素质，乃至人心和人格？
刘申宁观点
关于文化
深圳是一片热土，所有的东西在这儿都可以快速地生长，惟独文化不然，本是冰凉的物件，一热便不是它了。深圳人喜欢热闹，在纷乱造势的烘闹声中，生意做成了，高楼起来了，钱赚到手了。
哪知文化竟是任性的妞儿，终日与你过不去，想得到却够不着，时常会弄出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深圳也并非没有文化人，博士上万，教授数千，更有众多的文人学子涌入了公务员队伍。深圳算得上是全国干部学历水平最高的城市，然终是给人缺少文化的印象，何故？缘文化的品质体现于高水平的学术文化之中，而高水平的学术文化则是要慢慢培植的。
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文化，必须是摒弃任何情绪支配的冷静思索。真正的文化建设，必须要投入全部的身心性命，以学问为至爱，相敬如宾，相爱如命，方能生发出文化的真实意义和价值。这中间，“冷”和“静”是不可或缺之物。柳宗元有名句云：“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展示给我们的天地之间是如此纯洁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渔翁的生活是如此清高，性格是如此孤傲。“孤独”二字的意境，在这儿被诗画般地烘托出来了。渔翁钓的是鱼吗？不是，是“寒江雪”。摆脱世俗，超然物外，清高孤傲，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人的真实写照。一个学子对学术的不懈追求，便如那“孤舟蓑笠翁”，而追求与创造的过程，则是那美丽无比的“独钓寒江雪”。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一切，形体虽然孤独，性格清高孤傲，然凛然不可侵犯。文化、文化，为文所化者，人耳。文化要改造的不是社会，正是人本身。文化是以被它所改造的人来创造崭新的社会及其价值的。文化又是学术理念不断追求的产物，并充盈着这一追求的全过程，舍此，便很难有什么高端的学术文化。
余自幼顽劣，稍后尝试就学习文，终日被张载那厮所言“为往圣继绝学”而鼓噪，转首之间，已成宋襄公不擒之“二毛”。然学而不深，术攻不专，究其故，终不能免俗也。想蒋庆仁兄于贵阳山中，晨风朝露，所思所想，绝无俗世之凡尘，定生发展之大旨，文化将由此发凡起例，由一而始。蒋庆仁兄之所为，方乃真正意义的“独钓寒江雪”。（陈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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