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现今社会流行的最新人类是叫做“布波”的一族。“布波”是“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的结合体。这让我感到得意，因为我曾引用了一位青年诗人的一句“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作为2001卷的序言的题目，这话如今怕是要“应验”了，因为小布尔乔亚虽然有和现代诗歌背道而驰的一面，但至少与传统诗歌也有“近亲”或同源的关系；而波希米亚则纯然是诗人的异体同构了，按照本雅明的说法，他们差不多是真正“现代”的诗人的代名词了。当诗歌与流行文化之间不再是纯然的敌人，而充满了某种“敏感”的共振性关系的时候，你还能阻挡它与时俱进的脚步吗？
这当然带有玩笑的性质——所谓“布波”的说法有可能已是“后现代”语境中的产物。所以我在那序言题目中还是给它加了“问号”。我庆幸这“滑头”的态度给我自己留下了余地，在今年的编选过程中，那种兴奋和疑惑相交杂的心情依旧相似。我真的说不准现在的诗歌局面将会给未来的汉语诗歌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也说不准很多年后人们将会如何评价今天的诗歌，但我总想，人的胃口无非是两种需要：一要常换，二总求高。“换”的目标在近一两年里似乎是达到了，但接下来的“高”却注定要面临饥渴。因此，人民需要干货，这总是一个恒定的要求。
我怀着矛盾和恍惚的心情，在兴奋和疑惑的交错之间完成了这个选本，并记下了如下的这些片段的感想。
1.喧哗而匆忙的合流
文学史上通常的经验是，一个时代文学的比较激烈的变化的标志，是出现了比较尖锐对立着的文学观念。“新”与“旧”当然是一种被解释的对立形式，而不同的美学趣味与方法也会发生冲突。这样的局面比较集中和激烈地发生时，应该是一种先兆：一种积久的相对平衡就要被打破，文学的一个新的变革时期开始了。
这当然是好事。旧的平衡被打破之后，文学的观念和艺术的形式才可能涨破已形成的茧壳，而且经验还表明，有时这种对立和分歧出现得越大、越明显和激烈，文学变革的可能程度就越大，成就也可能会越高。经过一番冲突和较量之后，对立的观念就会逐渐形成一种“混合”或者新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好的作品可能已经问世了。这样，通常会有两个阶段：分裂期和融合期。一般最有“极致性”和代表意味的作品会在分裂期出现，这类作品通常会因为其过分夸大的姿态、不无偏执的倾向而招人病垢，但却又是无可替代的，像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就是如此。在接下来的融合期中，能够体现文学变革之后的特征与水准的作品也可能会出现，“象征主义诗歌”在波德莱尔之后的诞生，即是新旧诗歌艺术观念融汇后的产物。从理论上讲，这样一个过程需要长一些、分化的程度需要大一些为好，因为只有充分的分裂和融合，才会有更高水准的艺术局面出现。中国现代新诗的变革也经历了多次类似的逻辑。
1999年的诗歌论争所引发的近年诗歌的活跃局面，也许可以作如是观。继“第三代”诗人之间出现的诗学分裂之后，又有“70后”的一代青年登上舞台，他们中的一批最生猛者又在“民间”、“江湖”和“下半身”的旗帜下走得更远。加上网络载体为诗歌提供的新平台，其天然的“民间性”、“隐匿性”、“狂欢化”与“民主化”的氛围，也对这分立与分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诗歌界持续了两三年的“天下大乱”的局面。
但这样一个局面在2002年正在面临着名存实亡，因为分立和分裂的实质已经被事实上的纷乱又接近的喧哗所代替。区别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各种趋向、风格、方法甚至“立场”正在趋向“合流”——顺便说明，这里“合流”的说法不是我的发明，而是《葵》的主编徐江所说，他在这本民刊的序言《合流时代的民间诗歌读本》中说，“标榜个性的民间诗歌读本过早地腐朽了……在告别了黑暗遮蔽的‘九十年代’之后，我们迎来了群氓平庸的‘世纪初’。”徐当然更多的是指各种民刊之间风格界限的消失，其独立存在的意义日益淡化，还有“官”与“民”之间界限的消失。而我除此之外，更明显地感到的是写作者个体的消失。在阅读中，我甚至感到大量的作品是属于互相模仿的“没有作者的诗歌”——它们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人、或者三几个人的东西，从语感、修辞、题材、风格上的明显的趋同化，“动粗的一族”是这样，“叙事”的一群也不例外，如此多的作品中充斥着相似的句式、接近的语调和装饰、无聊而空洞的细节，还有拥挤而时常莫名其妙的“引文”。
这不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合流——如果这也称得上是“合流”的话。它还来得过早，也来得过于“彻底”。因为成功的合流可能、也应该是一个平衡，但却不应是写作者个性的消弭、活力的塌陷，如果“逃亡”可以是一种集体行为的话，那么之后的自立却不需要什么合唱。当一两种语感或者风格开始风行，写作则必定会在热闹的背后伴随着无可避免的仿造的平庸。
2． 人民需要干货
这是一个可能会挨骂的陈腐的要求。之所以要“干货”，是因为我读到了太多的“水货”。水货的意思在这里首先是虚假和无聊、空洞和夸饰，是没有什么内容含量的造作产物。水货是硬写出来的，是某些成名的作者为了证明自己一直还在“写作”而生产出来的，或者是某些善于弄巧者用来“蒙人”的。我看到了一些曾经闪现过才华的后生，在这一年里不得不用一点“陌生化”的小伎俩来吃力地写作，以遮盖内里的苍白和贫乏，或者是只能继续沿用原来的套路批量制作，“姿态”或者“立场”早已做足，而作品却越来越没有内容。一些曾经攫取了很大的名声然而却面临江郎才尽的困窘的诗人，如今却只能勉力在拼凑一点东西，以维持自己“诗歌人”的身份。再就是初尝禁果牛刀小试的青年们，怀着粉墨登场的兴奋像无节制的排泄一样堆积起来的产品，粗糙、贪多，尚未成形即匆忙在各处兜售。
水货是作为个人的无聊生活的夸大或作秀式记录的产物，是对生活失去实际的感受能力所导致的，是麻木和放任、自得而没有自尊的表现。我说到了“生活”这个词，生活本身并没有大小，也不单单“在别处”，但对生活的经验与感受方式却有高贵与浅薄之分。相当数量中充斥的是小资式的自恋，或者是恶少的炫耀，变态者的颓唐自曝——我当然没有资格和权力为谁“代言”，也不是以道学家的眼光来挑剔。我相信今天的读者已经远比过去成熟，他们不会再用小资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诗歌，但那些滑向了无聊与浅薄的恶作游戏，我相信也同样瞒不住人们的眼睛。
当然并不只是失望。我读到这样的句子的时候，心中充满了被震撼的激越：“他们纷纷跳崖，不得不跳/最坚忍的思想一折两断，成为/河床向大海邀功的资本和游客廉价的盛赞//……大瀑布，你的身影顷刻幻化成我的泪水/滔滔而下，砸起万千液体的火焰………”（谭延桐《大瀑布：天空和大地的伤口》）这是痛的、有触动力和真感受的诗歌，是干货。我读一位笔名叫“老了”的新冒出来的年轻人的诗歌时，也同样有这种感受，他的《阿富汗农民在吃草》，用看上去不无轻薄反讽的句子，表达了一种叫人自省的道德之痛，这样的良知之作我相信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诗人的光荣，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底线。这并不是一首无可挑剔的作品，但它却是干货。我还不能不提到河南的诗人简单的一首长诗《胡美丽的故事》，我个人认为，这是近年来当代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收获，它对我们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深层状况的看似漫不经心的揭示，是直观、形象、犀利和令人震惊的。它看上去是如此的平易和浅显，但分量却是如此之重，辐射力是如此深远。而且最令人欣悦的是，它还这样地好读，轻巧、流畅、叙事的控制驾轻就熟，没有一点障碍。是真正的干货。
我当然清楚仅仅追求道义的价值判断的浅薄，诗歌最根本的还是与生命和人性最复杂的经验有关，所以我同样认同那些能够机智而富有经验深度地介入当下社会的写作，甚至是看上去刻意追求破坏和粗鄙的写作，只要它不是空洞和无聊的写作。轩辕轼轲的诗歌就属于此列，他不是一般地“动粗”和一般地满足于恶的宣泄，而总能在不经意中戳到时代的命门或“痒处”，他的一些作品能够巧妙地唤起读者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创伤，能够揭出我们时代的文化疮疤和人性缺陷，使阅读充满着快感。这是可以称得上“美学”的真正有深度和意义的“下半身写作”。我总在想，“70后”的诗人中，像这样的，还应该再多些。
3．“外省”的活力
“外省”的活力是相对于“京城”的沉寂而言的，这个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客观。外省诗人的风头压过了占据地利和“文化金字塔”顶端的京城诗人。这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体制，京城向来汇聚了最多最好的诗人，他们从外省跑到首都，发言的频道也由“地方台”变了“中央台”。但如今我却看到最有创造力和最具热情的发言，大都是来自“地方台”的偏远频道。这并不单单是指北京的“知识分子诗人”群体——他们在今年里似乎陷入了一个集体的疲倦（？）——即便是动粗的一族，“下半身”的写作者中，最好的大约也不是北京的几个。
我想“外省”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应是一个相应的文化概念，它的基本含义即是“边缘”。我注意到一些外省写作者的“学历”是相当低的，但他们的诗歌却写得好；即便有正规的学历，所从事的工作也相当的边缘，前面所列举的轩辕轼轲、老了、简单等等，大都属此列。而且单从“地界”上说，他们还不仅是偏居于外省，更可以说是在乡下，是在一些地市甚至更小的城镇里。在最偏远的地方生活，写着最具有时代内涵和前卫精神的诗歌，这当然说不上是令人费解的事情，因为对“生活”的敏感弥补了他们另一些方面——譬如“知识”的不足。另外，每每叫我震动的还有一些非常“业余”的诗歌理论家，他们写出了鲜活而有真知的诗歌理论，包括一些“70后”的青年人，他们的诗论常令人兴奋不已。重要的是心态，他们没有把诗歌当成自己吃饭的主业，进身之阶，这反而成就了他们的文字——绝无腐朽虚伪、与诗歌根本无关的俗套八股。
“外省的诗歌”——我愿意在今天使用这样一个词语，把它当作一个诗学的概念。它使我们通过诗歌这种形式，触摸到现今中国社会的底部，最真实的细节部分，最分裂复杂的人性的现实，就像我们在文学史上看到的诗歌的基本面貌——国风、乐府、曲词、民歌——那样，“现实”在哪里？就在诗人的作品中，是作品“使大地成为大地”，使现实得以成为现实。它是活的，没有经过书斋的过滤扭曲的，它是粗糙的，但包含了最大的真实和隐秘；它是接近原始的语言状况的，但又包含着新鲜文化的泉源和自发的精神良知……诗歌进入了时代的核心、历史的芯子，而诗人却留存在遥远的“外省”，这是多好的一个状态！他们以无业者、个体工商业者、公务员、甚至“疯人”的身份生存和写作着，永远不会谋求以“中心”的角色去写作的身份。我们正是在他们的作品中真切地感受到今天的现实，理解着我们的时代。外省的诗歌！我提请人们注意：当我们使用这样一个命名的时候，实际上更合乎现今诗歌在道德、价值与美学趣味方面的普遍状况。
4． 长诗：血与水，金与土
华灯胀破了夜的内衣
是谁在道德的背后拽开了欲望的拉锁？
……
这是简单的长诗《胡美丽的故事》中的句子。写下这个标题，是试图要表达我在阅读这些长诗作品时的复杂感受。海子曾说，“我写长诗总是出于迫不得已”，可见长诗不是诗人轻易使用的一种形式。2002年里我读到了相当数量的长诗，我不知道这是否也属“迫不得已”的产物，如果是，想必也是我们的时代出现了某种精神的气候或者土壤。
这涉及到很复杂的诗学问题，现代意义上的长诗作为一种以巨大形态存在的诗歌写作，其“非有不可”的独到意义在何处？在这方面，海子的范例会给我们以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会据此认为长诗是一种对精神极至的攀越，或对生命深渊的挑战的尝试与努力。但另一方面海子长诗的“不可解读性”，又使我们对这样一种体式只怀着某种“形而上学的”而非具体的认识。如果缺少海子那样的伟大人格，一个诗人能否支撑得起这样一种写作？所以成功的例证显然不多。在九十年代，骆一禾、西川、钟鸣、李亚伟、于坚等人曾经有过长诗作品问世，但并没有给人一个“集中出现”的印象。而在2002年的诗歌里，我至少看到了十数部的长诗作品。
使用分类法来看这些作品显然不能给出准确的评价，但基本上可以将它们视作两个路子，一个是比较内心化的，一个则是比较客观化的，当然它们又没有清楚的界限，往往是结合的多。比较特殊的例子是简单的《胡美丽的故事》，它几乎是使用了我们在现代叙事诗中从未见过的极为客观简朴的叙事笔法，“叙述”了一个“当代女性”的并不复杂的故事，但使我感受到作者功夫的，恰恰正是在这样日常和充分世俗的事件中，作者几乎融进了一个时代全部的细节部分。来自物质的诱惑和世风的吹熏，一个女性自然而然的出轨，驾轻就熟的堕落，商海与生存的搏杀，以及无可躲避的悲剧结局，她串起了如今我们社会生活中最普遍而生动的现实。简直太妙了。类似的情景我们当然也在某些新人类小说家那里见过，但在这里却没有那种明显的商业动机、平面化的欲望叙述，而是嵌满了诗人精神的介入，仿佛腐朽的尸身上嵌满了钻石。我毫不掩饰这首作品给我带来的精神震撼，同时对作者的叙述能力与构思上的深沉用心也表示由衷的敬佩。
徐江的《看球记》和伊沙的《唐》也给我带来了阅读的快感。通过二十年来中国足球的历史，可以影射出一部精神的当代史，其中的悲剧和喜剧和这个时代国人的历史记忆已经牢牢地生长在一起，这是我读《看球记》时的感觉。它表明，没有什么是不能在诗歌的叙事中出现的，经受不起考验的只有诗人的能力。伊沙的《唐》比较“破例”，诙谐和油滑仍然穿行在字里行间，但抒情和“雅”的成分也让人看到他的多面。他要求解的似乎是西京——中国古老的文化中心“唐”这块地面上所发生的和所留下的一切，它既是一块地域，也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个盛衰悲欢的神话和象征。这应该是一个极好的取材，它完全可以写成一部巨著——用作者惯用的亦庄亦谐的风格。不过现在我对它的感觉还停留在想象里，没有读到全篇。西川的《鹰的话语》由于语义的设定过于迫不得已的“私语化”，显得比较有陌生感，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所传达的关于时代之症、文化之癖与精神之病的思考，以及一些不无“个人动机”的辩解或驳诘，必须要用一种看起来比较遥远（仿佛高翔于长空的鹰的视点）的话语来表达，在这方面，西川当然是高手。令人困惑的一点，是他采用了片段经验汇集的写法——不予分行和押韵的散文片段，不知道这是否是“鹰的话语”特殊的表达需要？
由此我对长诗的写法产生疑问，一些传统的形式要素到底还有没有传承的必要？在一些更年轻的诗人像福建的安琪等人那里，我也看到了几乎是大量的长诗作品，但这些作品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语义上都过分个人化了，过于宽大的思维跨度和私人化的经验方式使作者的主体力量消弭在其中，过于稠密的个人经验反而稀释了作品的结构与思想张力。长诗之长不是先验的优势，而最终仍然取决于诗人主体的力量，主体点土为金，化水成血，长才会具有意义。无论是金还是血，都有自明的本质。我无意在这里批评这些作品，也许是我自己的原因——没有读懂。要说的话似乎还有很多，比如关于“网络诗歌”，我看到的网络写作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本来写于“纸”上，为了传播目的而“贴”上去的；这类作品在本质上很难看作是“网络写作”，只能说网络传播的方式对它们的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基本上还是遵从了纸媒体时代的“写作伦理”；另一类就不然了，过于粗暴粗蛮，基本上依据“性暴力修辞”来成文，不要说大雅之堂，实很难出口。我曾经专门谈及当代中国词语的“泛黄色化转喻”的问题，这和历史暴力、社会心理与政治伦理的沦丧有密切关系，但也反映了中国人天然的人性之恶的一面。净化的处理是必要的，否则这些东西将难逃垃圾的命运。
我在一开始就想避免再写成一篇“年度审计报告”，但看来还是难逃此运。（张清华）
文章来源：诗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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