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徽班进京说起 民国时期的旅京皖人 | | | | 2004-11-16 12:22:00 北京晚报 | |
这些年，安徽的小保姆和装修队走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其实，自明清定都北京以来，尤其是在民国初年，皖人便曾颇具有声势的活跃在京城的政、军、财以及文化界。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即为安徽凤阳人，这里姑且不谈，清乾隆年间徽班进京，不仅创造了京剧这一国粹，也开创了皖人旅京之先河。这一文化交流现象也许并非偶然。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我 国封建时代一直实行盐业专卖，而自明中叶起，盐业几乎为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垄断。到乾隆时，徽商已雄踞金融界霸主地位。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均由两淮豪富盐商接待，其场面之奢华可想而知，难怪乾隆爷乐此不疲。这样下有徽商的经济支持，上有皇帝的眷顾，徽班进京水到渠成。
降至19世纪中叶，内外交困，国运式微。有道是乱世出英雄，作为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战场，安徽从军者众多；另外由于邻近上海，得风气之先，出国留学者在国内各省中也位居前列。
这期间皖人的杰出代表是李鸿章。李合肥所率淮军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两大主力之一，在“中兴名臣”曾国藩辞世之后，他内办洋务、外主外交，主持朝政达20年之久。所谓“位高而谤生”，对其毁誉，至今不绝。不过观其画像，长身、削面、隆鼻、峻目，不似无骨之人，而且还得周旋于一个至今尚不得庐山真面目的慈禧太后周围，其中酸苦，恐难为外人道也。
进入民国时期，旅京皖人更是名人层出，渐成气候。
名气最大的当属“民国功之首、罪之魁”的段祺瑞（合肥人）。段祺瑞早年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北洋军官有很多是其弟子，尤其是军事学造诣被同辈推为第一，因而当时在军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联合诸将领，电逼宣统退位，宣告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民国成立后，任第一任陆军总长，不久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天津。后来他领兵败“辫帅”张勋的复辟而任总理。由于滥借外债，弄得民怨沸腾，终于被迫与总统黎元洪一起下野。
段祺瑞虽出身行伍，却操行端正，亦粗通文事，为人简洁直率。他与袁世凯是多年交情。传说袁氏称帝时，段曾想与诸将通电反袁，袁世凯听说后笑着说：“芝泉走则走矣，何出恶声哉？”只此一言，段祺瑞便乖乖的走了，由于他在反袁斗争中不积极，因而时人颇有微词。
当时政坛另一风云人物王揖唐也是合肥人。他虽出身行伍，却独辟蹊经，专组政党。先是发起共和党一党，后又成立安福俱乐部，并被推为众议院议长。
秉承徽商理财传统，建德人周学熙、合肥人龚心湛曾先后任民国政府财政总长。二人均勤朴、果敢，推行减政节让等措施。然身处乱世，难免为人所忌，最终也只能独善其身而已。
宁国人许世英是个特别人物，此人“不满四尺，白面浓须，附权势，名节不修”。虽位尊司法总长，却纠集一帮狐朋狗友嫖宿妓家，不料被巡警所辱，舆论大哗。京城里呆不下去，他跑到福建，但英雄本“色”不改，竟在山脚下专造一屋，聚众招妓取乐。结果又遭弹劾。好在负责调查此事的王祖同亦为皖人，竟网开一面，免予追究。
从军者已登政治舞台，留学者已渐渐学成归来。这学贯中西、风华正茂的一代，以大学和报刊为阵地，以口舌为利器，开创了中华史上一场空前的波及道德、哲学、文学、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全方位思想解放运动。
陈独秀（怀宁人）和胡适（绩溪人）是这场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1917年，陈独秀自上海赴京就任北大教授，《新青年》随同北上。受蔡元培“兼容并包“教育思想的鼓舞，北大新思潮非常活跃，陈独秀的《新青年》周围集结了一大批以北大教授为主的思想精英。一校一刊一批人，影响遍及全国，极大地推动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胡适留美期间即以通信方式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后受陈独秀邀请，放弃近在眼前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提前回国，就任北大教授，当时年仅27岁，他的《文学改良刍议》虽只是提出文字和文学的改革主张，却事实上成为这场运动的导火索和宣言书。
与陈独秀的豪放、激烈以及不拘小节不同，胡适为人平和、儒雅，对一些传统的东西抱有脉脉温情，因而尽管身为新文化运动战将，却能得到包括许多封建大老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和青睐。“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当时尽人皆知的名言。由于性格和思想上的差异，陈独秀和胡适后来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陈独秀于1920年离开北京再赴上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而胡适继续在北大进行他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工作，后曾任北大校长和驻美大使。
然而，革命派也好，改良派也好，他们共同主张的民主和科学，都与当时军阀政府的独裁统治格格不入。而此时正好是段祺瑞和王揖唐主政时期。于是，当初无意中选择了从军或留学两条不同人生之路的皖人，此时的的确确是“秀才遇着兵”了。独秀先生便常常奇怪，老乡被自己痛骂一顿后还能派部下请自己过去“坐坐”，适之先生也常常发现，突施几箭后对方喊叫的口音竟和自己差不多。这种巧合历史上确实不多见。
安徽人口众多，自然条件较差，北部平原多水灾，南部山区少田地，历史上又多兵祸，所以历史上皖人外出经商、从军、求学以及现在的打工也多有不得已的因素。然而正是这种困境激励了旅居外地的皖人更加奋发图强，这或许也正是汤因比所说的“文明挑战”吧。 | | 百灵编辑：文庆 | | | 【发送给好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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