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缘起：慕马案女贪官狱中状告《中国青年报》
认为《中国青年报》在报道中使用“刘涌姘头”说法侵犯自己名誉权，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焦玫瑰在狱中状告《中国青年报》，要求其登报致歉并赔偿20万元精神损失费。11月17日，北京东城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焦玫瑰的两个代理律师称，“姘头”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用词构成侮辱。中青报的律师认为，“姘头”的说法并非中青报首用，早在2001年3月就有媒体这么称呼，后被多家媒体使用。此外，该文作者并非中青报记者，中青报只承担编辑审查不严责任。对焦玫瑰的评价也是因其犯罪行为导致，不应完全由报道承担。中青报表示，愿意登报致歉，但赔款的要求无法满足。（摘编自《北京娱乐信报》）<<全文阅读
观 点
法律保护所有人的权利
法律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包括服刑人员。如今这一司法理念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为什么要保护罪犯的权利呢？因为：1．罪犯是“人”，为了体现人道主义而保护罪犯权利；2．罪犯是“公民”，依法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3．为了改造罪犯而保护罪犯的权利。
“慕马案”落马女贪官，不满自己被称为刘涌姘头，狱中一怒之下将中国青年报社告上法庭，索赔20万元精神赔偿。这表明，保护所有人正当权利的理念，已经影响到服刑人员身上。当服刑人员能够运用法律保护自己正当权利的时候，就是社会进入法治时代的开始。
走出“坏人”无权利的误区吧，法律保护所有人的权利。任何人都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即使他是个犯罪分子。他坏，不等于他什么也没有了。这样，法律才会让人觉得不仅有惩罚，更有保护。
摘编自《北京娱乐信报》 文/迟国维
焦玫瑰的名誉权如何保护
以名誉权受侵害向有关媒体上诉，当然也是曾经的“贪官”们的合法权利。但焦玫瑰作为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原法院副院长，属于社会公众人物，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理应接受更加严厉的社会监督。因此，媒体在对公权的腐败问题进行解剖的同时，是完全有权利对其私生活进行质疑的。
当然，在舆论监督中，用“姘头”一词，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人名誉权构成侵害。但是，从主观恶意程度上来看，《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并非是直接针对焦玫瑰的恶意抨击，而是针对刘涌本人的描述，注意报刊陈述的语言：刘涌的“保护伞”最直接的是3个人：“……市中级法院副院长焦玫瑰则是他的‘姘头’”。这种描述，属于顺带提及焦玫瑰的问题，对其直接主观恶意程度究竟有多大是十分值得商榷的。
其实，虽然“姘头”的说法会对焦玫瑰和其家庭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但媒体的“姘头”一说是由于腐败案件的牵连而引起的公众联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属于主观恶意。因此，即使媒体报道的观点是错误的，法院也应出于维护公众监督权利的目标，而不应有重罚的行为，比如可以要求相关报刊通过一定渠道恢复焦玫瑰名誉，而不应动辄处以20万元人民币的罚金。2002年对范志毅状告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侵犯名誉权(说他涉嫌赌球)一案，上海有关法院最后判决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其引用的概念正是因为范志毅是公众人物，有义务承受公众质疑。
目前，国家公务人员及公众人物投诉有关媒体的事件不断增多。在这一问题上，法学家贺卫方曾认为，应该对他们能够提起名誉诉讼权的资格加以严格地限制。因为公务员握有相当的公共权力，行使权力的过程和方式是否合法，乃至日常言谈举止是否妥当，对于社稷安全、公民权利的保障至为重要，应该受到传媒严厉的监督。
笔者也认为，一个社会文明不断前进的标志，就应该是公民权利空间不断扩大，而官员私人空间不断缩小的过程。<<全文阅读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11月20日 文/童铁丁
争 鸣 要求公正前须显示我们的正义
这是一场延续了若干时日的官司，而服刑人员能奋起维权，无疑是权利意识的觉醒，是法治观念的深入，作为有一定学识的前官员当然是得风气之先。
对于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正义感强烈的民众和舆论自然是恨之入骨，极欲鞭之挞之，但是在批评的同时，很容易滑向泛道德的非理性的感情冲动(其实最近沸沸扬扬的陆德明事件也有所体现)。我国道德批判的传统由来已久，但模糊、多元的道德规则之下，对最终正义的追究并无裨益，并且极其容易走向正义的反面。道德的指责往往是无法辩驳的，所以有所谓跳到黄河洗不清之说。黄仁宇先生曾经说：“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
避免道德指责成为“杀人”的利器，因此需要厘清道德和法律的分野，将道德的归于灵魂，将法律的归于法庭。在舆论监督环境并不成熟的条件下，对公众人物的监督没有成为习惯前，理性的正义追究更加重要了。
不仅仅是此案件中的情况，对于所有的人都一样，有贤哲说过：“在要求公正之前，必须显示我们的仁慈。”笔者稍改一下，在要求公正以前，必须显示我们的正义，在追究腐败分子前，恪守我们的理性。<<全文阅读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11月20日 文/成准强
辨 析 警惕公众名义下的伤害
自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引入中国司法以来，涉及人格、名誉、隐私保护的权利之讼日盛，体现了社会和法治的进步。
“姘头”是一个什么样的字眼，通常情况下它会招致唾弃、蔑视还是尊重、敬仰，应当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公众人物无隐私之说”的确成立。但是，法院的所谓偏向，并非基于什么“公众人物比普通人获取了更多收益，理当做出一定的让步”，而是因为媒体的对于公众人物的舆论监督具有巨大的社会公益性。在一些国家，法律容许媒体出于公心引证消息来源做出有据的推测，提出某些合理怀疑，也允许媒体不去终极追溯新闻中的每一个事实细节。在慕马案中贪赃枉法的法官，也可算“名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如此“名人”就无个人名誉可言。因此，对其展开的正常舆论监督，与毫无依据的臆测和带有明显人身侮辱意味的攻击性言论，有着明显的差别。至于这差别到底有多大、是否构成侵权，需要法官的判断。
关于“贪官遭到名誉侵权”的争论，仍在继续。我担忧的是有些评论中传递出的这样一种观念，即只要监督贪官的大方向对头，是为了公众利益，出现一点践踏个人权利的小差错，就不算一回事情。我担心，如果听任这样的观念在社会意识中占据主流地位，是无助于建设现代法治秩序的。<<全文阅读
摘编自《人民日报·华东新闻》11月19日 文/联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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