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工投诉找熊德明 谁的悲哀？ | | | | 2004-11-30 07:19:00 百灵文化 | |
话题缘起：
据11月29日《重庆时报》报道，因对温总理说了句大实话而备受关注的云阳农妇熊德明，将专程前往温州，为几十名患上 “矽肺”职业病的老乡讨说法。这些农民工遇到麻烦，为何不依法投诉或上诉，而是想到了找熊德明？
有问题找熊德明 谁的悲哀？
“咱村谁谁是大官，有事就找他”、“他是名人，不帮村里人帮谁 ”……在中国的大部分乡村，许多农民都有这种意识，有人遇到麻烦事，大家也会这样出主意。在这些人心目中，大官、名人，远远大于法，是自己的靠山，这是一种“人治大于法治”惯性思维的典型表现。同样，熊德明的老乡在温州得了“矽肺病”，首先想到的不是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想到本村有个叫“熊德明”的名人，很大程度就缘于此。
名人管用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现实原因。以此案为例，如果不出意外，熊德明为农民工讨回说法的概率很高。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熊德明出马后，许许多多的新闻媒体必然闻风而动，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强势舆论导向，一家小小企业，当然不愿意为几十个农民工坏了名声，他们何不借此机会，花钱换个好商誉？另外，名人效应、媒体关注，当地政府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在这样背景下，解决几十个农民工疾病问题，应该不成问题。更重要的是，不给农民工治疗“矽肺病”，明显违法，企业也不会在公众和上级压力下，在违法道路上越走越远吧？
反之，假如这些农民工全心全意信赖法律，能解决问题吗？很难，至少说比找熊德明要难上很多倍。尽管我国有《职业病防治法》、《劳动法》，可谓法律健全，规定也很具体完备；尽管我们还有专门的卫生管理、劳动监察等专职执法部门，吃“皇粮”的执法人员也不少，但究竟有多少执法部门及其执法人员能深入基层，主动维护劳动者权益呢？在中国，有几个农民工见过卫生、劳动等执法人员主动为其服务过？常言道，民不举官不究，但不少时候，民举官也未必究。从这个层次上说，重庆几十名农民工找熊德明，实属无奈之举。然而，大多数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家乡里并没有名人做后盾，他们遇到这类事情怎么办，他们去找谁？
信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是建设法治国家题中应有之义。信奉名人不信奉法律，既是农民工的悲哀，也是名人的悲哀，更是法的悲哀。全文阅读
民工维权怎能靠熊德明？
难怪熊德明说“烦了”，我们对民工讨薪、偏激维权的新闻也“阅读疲劳”了，可是从社会正义、私权保护的主张看，还是忍不住心酸。足寒伤心，民寒伤国。农民工维权竟然屡屡要找非组织非政府的熊德明这个自然人，说明维权渠道的阻滞。无职无权的熊德明远赴温州，这本身就是对某些政府工作不作为的一种批评。民工维权怎能依靠“熊”心救世呢？
我们营造了强大的社会舆论环境，建立了灵敏的预警机制和严厉的问责机制，拟订了具体保护措施，却还是难以抹掉不少农民工脸上的伤心泪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站在他们对面的是资金不菲、往往与当地政府关系不同一般的企业主与商人，尽管有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但现实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严重供过于求，这让侵权行为获得了更多博弈的筹码。
农民工与企业也是一种劳资关系。从已有的各式各样的维权法律、法规来看，应不需要通过行政力量达成。遗憾的是执行时力度不够导致 “渠道畅而难通”，农民工只能转而寻求政府、媒体，甚至求助熊德明这样的“代言人”。“找我寻求帮助的人很多，可我只是一个农民。” 熊德明称，面对众多的求助者颇感无奈。把一种严重缺乏诚信的社会病，把某些职能部门在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的失职渎职，交给一个朴实的农村妇女去整治，是“熊德明”不能承受之重。
无论多么美妙的权利话语和多么完美的权利体系，如果缺乏有效的救济机制，法律上的民权最终仍然不过是权利的“空头支票”。鉴于已有的法律救济体系对农民工而言成本太高，因此，很有必要立即着手建立起针对民工的法律援助体系。管理部门应当立即担负起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责任，把农民工问题规范化、制度化，从根本上杜绝形形色色的侵权行为，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国家应借助《社会保险法》立法之际，将农民工逐步纳入社会保险体系范畴，真正实现公共财政的职能。全文阅读 | | 百灵编辑：文庆 | | | 【发送给好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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