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大斌
我最后一次拜访陈永贵，是1984年的初冬，11月下旬的一天。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是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一个平民百姓了。他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公寓楼房里。
作为农家子弟，我从幼年时起就崇敬劳动模范。直到退休之时，仍然如此。看看他们那憨厚、淳朴的笑脸，听听他们充满泥土芳香的庄稼话，就感到亲近。对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劳模，总觉得他们就是自己的长辈。而陈永贵，我还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农民是什么样儿。从1972年夏天开始，十几年间，我多次采访他，1974年在大寨、昔阳住过一年时间，与他有一些交往。可惜，那时，他已经不是一般农民，政治上正处在节节上升的时候。他的身上有农民的某些特点，却也沾上了许多官气，特别是随着地位的窜升，与我们这些记者越来越难平等交谈了。
在山西省，我还认识大名鼎鼎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他憨厚淳朴，总保持着忠厚农民的本色。有一次在太原的大街上，远远地看见一辆银灰色的伏尔加轿车开来了，有位记者朋友招手拦车，说，“让老李带上我们一段路。”身材高大的老李不仅让司机停车，而且笑哈哈地招呼我们：“快上来！咱们有车同坐。”这种事在陈永贵身上便绝无可能。所以，我们对陈永贵，可以尊重他，甚至敬畏他，但不大可能亲近他。
1972年7月我采访他时，那天他情绪特别好，一口气谈了五个多小时，话里有些闪光的思想和语言，给我启发。中午请我们吃饭，他喝了整整一瓶汾酒。饭后我们请他合影，他高兴地答应了。我们一起站在昔阳二招大楼门前照相，院里不少外来参观者围观，也有不少人凑上来跟他握手搭话。陈永贵乘着酒兴，很兴奋，也很得意，向大伙招着手，同时大着嗓门问我们：“有人说，来大寨、昔阳参观，要见我陈永贵，比上北京见毛主席还难！你们给说说，难不难？”听了这话，我的心猛一缩，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涌上心头。
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潮的不断低落并最终止息，他失去了一切高位和权力，又变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当他正走红，官气十足时，我们对他是敬而远之，有工作才去找他，“无事不登三宝殿”，也从不去跟他拉扯；而当他失势之后，倒又看到他的若干好处，很想去看看他。毕竟他是一个太行山里的老农民嘛，是个辛劳多年，也做了不少好事的农村基层干部。后来他升了这么高的官，也绝不是他自己想当就当的；做了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这样的大起大落，恐怕够这老汉受的。
1984年11月底，我已调到新创办的《望》周刊工作。周刊英文版有位女记者，家与陈永贵住得很近，有机会见到他，并有采访他的打算。她来向我了解老陈的情况，我便托她去问候老陈，并表示要去看看他。
第二天她就带来了回话：老陈说，欢迎去他家玩儿玩儿。
那天清晨，我早早来到他的住处。这是部长级干部才有资格住的高级公寓楼。
198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给“农业学大寨”作了最后的总结。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十多年的运动，就此终止。1980年8月30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选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这时，他在党中央、国务院，就再没有任何职务了。党中央对他的生活待遇作了合情合理的安排。据说，是胡耀邦亲自发话，说陈永贵年纪不小了，就不让他回山西老家去了，就留在北京住下来，按行政13级(当时的高级干部最低一级)发给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都继续留下为他服务。陈永贵本人落户北京，并把他和夫人及未成年的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转来北京。
陈永贵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却直到这时，他和家人才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成了北京市市民。这位操劳了大半生的人，在京城开始了晚年的闲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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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陈永贵--恢复农民的淳朴和实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