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内幕:康生的阴谋借《刘志丹》整死一批人

　　康生给毛泽东递条子

　　由于国际形势的险恶和建国后一些领域里的矛盾斗争，晚年毛泽东思想意识里总是绷紧一根“阶级斗争”的弦。早在上世纪50年代前半期，他提出并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在毛泽东的思维框架里，文艺作品的主要评价标准是政治标准，文艺批评、学术争论也往往变为政治批判。他直接领导了文艺界几次大规模错误的批判运动，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等。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毛泽东更是形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和理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批判此起彼伏，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1962年3月，文化部、全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参加了会议。3月28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也作了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讲话。他说，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他表示向大家行“脱帽礼”。

　　党中央这些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在毛泽东看来，实质上是改变或者背离了他的认识和判断。所以，他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严厉指责“翻案风”、“黑暗风”和“单干风”。这时，康生适时提出了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他递了一张条子给毛泽东，上面写道：“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马上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然后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在康生策动下，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中央决定成立由20人组成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康生任主任。

　　株连者达万余人

　　对小说《刘志丹》案先定性、后求证的审查开始了。专案组从李建彤处拿走了全部创作材料，并从工人出版社拿去习仲勋关于该书的两次谈话记录。康生还指定成立了一个《刘志丹》稿件审查小组。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了审查报告(草稿)，认为这部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刘志丹思想”。

　　1966年5月，习、贾、刘专案审查小组又写了一份《关于〈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草稿)》，肯定了1963年5月审查报告的结论，认为“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蓄谋已久的。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刘景范是第二作者，执笔者是李建彤”。

　　小说《刘志丹》的罪名之一，是“伪造党史”，把陕甘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其根据是小说中的这样一个情节：陕西渭华起义失败后，1928年秋，刘志丹回到陕北保安县永宁山时，对他的几个战友说：“陕甘没有井冈山，可有大稍山。我们要学毛泽东同志，发动群众，组织红军，武装割据”。专案组以“陕甘没有井冈山，但有大稍山”等词句，硬说作者把陕甘写成了与井冈山分庭抗礼，甚至高于井冈山。

　　罪名之二，是说《刘志丹》“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

　　罪名之三、之四，是说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论证逻辑是：高岗原名高崇德，小说初稿写过一个人物叫崇炎，都有“崇”字，就是一个人，因而罗炎就是高岗；许钟这个人物，也属于类似情况。

　　“文革”开始后，《刘志丹》案件进一步升级。康生多次点名诬陷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等写《刘志丹》进行反党，又多次批示审查工人出版社的有关同志。

　　首当其冲的是习仲勋，他一夜之间便丢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下放到外地一家工厂劳动，被审查了16年，其间还曾被捕入狱，蹲了8年大牢。原经委副主任贾拓夫本来已经撤职下放，在“文革”期间，又被囚禁在北京郊区某地，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

　　1967年12月，李建彤被专案小组列为“案犯”。1970年4月，她被专案组戴上“习仲勋反党集团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骨干分子”的帽子。

　　1968年5月，刘景范被捕入狱。1974年12月21日，毛泽东亲自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此后，刘景范虽然走出了牢狱，却仍然受到追究。即使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专案组于1977年5月17日作《关于刘景范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中，仍说刘“1962年又伙同习仲勋抛出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

　　原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受尽酷刑，被折磨致死。《刘志丹》一书的责任编辑何家 栋，全家被赶到乡下，6口人只给30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儿子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在写作过程中，李建彤曾到陕北老区查访材料，当地群众王悦贤、刘景华给她带过路，不想闯下大祸，两人受到牵连，被迫害致死。受到《刘志丹》一案株连者达万余人。

　　“四人帮”倒台后，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79年6月，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报告认为：“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报告提出，因《刘志丹》案而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一个月后，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摘自《红墙大事》，张树德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