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信仰，没有偶像，没有利他的情怀…… “七宗罪”本是一部电影的名字，这部电影的主题是：想象和宿命纠缠不清的关系。最近，生于80年代，漂在北京的四川泸州人韩放却在自己刚出版的小说《不要尖叫》中一语惊人地提出了所谓“80后等于七宗罪”——并宣称，80年代人需要忏悔！

　　“80后”从被神话到如今的被妖魔化，其实也只是“市场”这个宿命所安排的一种文化现象。那么，他要忏悔什么？为谁忏悔？对此，记者采访了韩放。

韩放：“我们没病，有病的是他们。”

 　　时代信报：你在小说里提出“80后等于七宗罪”的概念，“80后”的具指是谁？七宗罪是一种具体的罪名还是一种概括？

　　韩放：我对“80后”的定义应该是，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网络为主要创作媒介，以商业利益为主要目的，作品意境与内涵以城市为背景、青春为主题的青年作者群。而七宗罪是按照宗教的说法提出的，是嫉妒、傲慢、懒惰、贪欲、贪婪、饕餮、暴怒这七类罪过。

　　在80后一代身上表现出来的罪过也不止这七种，所以，“80后等于七宗罪”，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提法。

　　时代信报：能否具体说说，你眼中的“七宗罪”以及它与80后人之间的联系？

　　韩放：“80后”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多在富裕优厚的物质及温室般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他们身上关于物欲和精神空虚造成的引诱越来越多，注重享受而懒惰、无所事事沉迷于众多诱惑的侵蚀中等等。因此，在“80后”一代身上，人性的罪过更加尖锐。

　　时代信报：“80后”从最初的神话到现在的清一色的将其妖魔化，作为其中的一员，你觉得是“市场”这个宿命所安排的一种文化现象吗？

　　韩放：是商业在操纵着这一切，名利和金钱就是一个魔鬼，受魔鬼指示的人们是操纵背后的指使者，他们才是真正的妖魔。 当网络文学盛行后，出现了以商业利益为主要目的，作品意境与内涵以城市为背景、青春为主题的青年写作群，在书商的鼓动和名利诱惑下，在书商的惟利是图的赢利目的下，以及媒体的对这称呼的聒噪，“80后”写作就与商业密切起来，迎合图书市场的需求。它就是市场催生的产物。

　　时代信报：有人说，80年代的人有着比以往更富裕的物质生活，但是在精神上却没有受到尊重。在这点上，与美国“垮掉的一派”有许多相似之处。你觉得是吗？

　　韩放：我觉得是有很多形似之处，但是从内涵上，中国80年代人无法和美国“垮掉的一派”相比较。

　　时代信报：在书中，你提到了“心灵的忏悔”，你为谁忏悔，你能够代表这个群体吗？

　　韩放：整个人类都需要为自己的罪过忏悔，不只是我们80后一代。那些浮躁、追求名利的写作者，那些惟利是图的书商，也需要忏悔。 我本人也需要忏悔，因为我是80后群体中的一员。我为整个80后群体忏悔，希望他们都从物欲旋涡里清醒过来。我们是忏悔的一代。这是一种“自赎”的过程，是一种心灵的回归，一种积极的传统，具有多极意义。我觉得，这对于我，及80后来说，都非常必要。

　　回归到写作上，尤其郭敬明这样的写作和商业行为，首先他就应该忏悔。

　　“我们的特点是自私”

　　时代信报：你眼中的80后人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韩放：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自闭、自我、自恋、自私。

　　时代信报：与70年代人的务实不同，80后长期被形容的词是比较忧郁、感性、理想化甚至极端，这种差距是多方面的，你觉得这是怎么形成的？

　　韩放：我觉得这应该是社会和生活环境造成的。物质饱满，精神需求增加，从而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也就是物质和精神的断层，导致他们的生活和心理出现了问题。比如，“80后”作为社会经济转型后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每天在精神和心理方面都很脆弱，很微小的挫折就会让他们开始嫉恨和报复，或者悲观、失望，甚至自暴自弃。比如郭敬明，像他写的那类作品，就像是拿着一块红纱巾扭捏作态的“芙蓉姐姐”，只会加剧80后的一群人，甚至是被称为“90后”的一群人深陷于那种无病呻吟、忧伤、浮华、虚无的境地，心理更加脆弱。他就是一个80后写作者商业化的典型。 如今只要走进书店，就像是走到了菜市场，五花八门的青春作者的作品横七竖八地摆放着，感觉它们像洪水快要淹没我，让我喘不过气。比如说，韩国小说在中国很流行，书商们就赶快组织作者仿写这类小说，一出手就是四、五本，甚至做成系列，而这些作品，是一点水准都没有的。而还有很多作者，看着市场需求，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也就胡乱制造些自己都不满意的作品，抛给书商，随便书商怎么包装怎么炒作怎么哗众取宠，自己抱着钱乐去了。 当然，认真、严肃的写作者也是有的，但太少。

　　时代信报：许多评论都说，你们是“病孩子”，究竟是你们病了，还是别人病了？

　　韩放：我们都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群体，我们的想法、做法以及理想追求，都不被社会所接受和接纳，他们就说我们病了，事实上，我们没病，有病的是他们，是我们的生活、生存环境。

　　“我们没有自己的偶像”

　　时代信报：与前辈人相比，你们的“理想”似乎具有了更多的含义。我想问，你有理想吗？或者说，你们还有偶像吗？

　　韩放：我没有固定的理想，或者说我们都没有理想。我们的理想一年一变，甚至一日一变。或许是80后大多数人都比较理想化的原因吧，理想都很高很远，很多很杂，但在现实面前，很多却是飘渺虚无的。 说到偶像，以前读书时，还真有几个。但现在，我却没有了偶像，我只是会喜欢某个人的魄力、能力、作品或者品德。

　　时代信报：你眼中的80后人，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

　　韩放：期望自由而又受限制的，充满理想却经常遭遇挫折，痛苦、迷茫而又不停挣扎，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由于80后人要慢慢独立，很多事情需要他们自己一手去解决，而物质也不是像以前一样想来则来、想有则有，于是，物质和精神的无法满足导致的痛苦困扰着这群人。

　　时代信报：与郭敬明、春树、李傻傻等同年代写作者相比，你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

　　韩放：我的经历、工作及生活，都和他们不一样吧。但还是存在一些相同的。比如我和郭敬明老家只隔几十公里，环境差不多，也像春树、李傻傻那样写诗又写小说，童年生活和李傻傻的很相似。 不一样的就是我12岁就离家独立，做过很多份、很多类型的工作，生活阅历和遭遇比较多，对社会有过早和成熟的认识。

　　时代信报：在你们的作品当中，“性”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我想问，“性”对于你们，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韩放：性，就是生活，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是两性相悦时的一种表达，就像人要吃饭、要穿衣一样。我们在作品中既不故意去渲染它，也不可以逃避它。

　　时代信报：显然，在你们的生活中，经历是比较缺乏的现实，而性的大量出现，只是印证了你们的茫然、无序以及无人理解的发泄？

　　韩放：我曾经读过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里面对性做到了至美的表达，但是这样至美的表达，换在国内就要受限制。 性的大量出现，我觉得是很正常的，我们成年了，生活就会涉足到性，当然写作就会涉及到性。这也不是茫然、无序后的发泄。社会考虑到性会对未成年人及社会治安造成影响，对此进行遏止，我也是没有异议的。

　　时代信报：请你预测一下，作为一个纯粹商业的概念，“80后”还会存在多久？

　　韩放：说到底，“80后”就是一个名字，像某个人的姓名一样，可以认为它有意义，实际想来，却是没有任何意义可谈的。

　　这个称呼能存在多久，我无法知道。但它作为一种过程，社会及文学上的一个现象，如果在很多年后还值得人们记忆，那我为它骄傲。不过，作为商业的要求，80后写作可能不会再给商业带来商机，它将慢慢淡出商业，走向纯粹和严肃。

　　韩放简介

　　韩放：原名韩才，1981年出生于四川泸州，80后先锋诗人，作家。流浪，写作，做过文学刊物编辑，报社编辑、记者，现在北京。有作品见《青年文学》《美文》《诗歌月刊》《诗选刊》等国内外文学刊物。出版有长篇小说《不要尖叫》（朝华出版社），提出“80后等于七宗罪，我们需要忏悔”而引发剧烈争论，评论者称该小说为“80年代人的心灵忏悔史”。另著有诗集和长篇小说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