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5年，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丧权最多、损失最大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

　　这一条约直接导致了大清王朝史无前例的大变法，史称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在这一变法的103天里，光绪下发了184道谕旨，它们像雪片一样飞向了社会。这其中，慈禧与光绪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本来对慈禧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光绪为何会站出来与慈禧一派针锋相对？慈禧又为何会容忍光绪一次又一次的挑衅？又是什么最终导致了慈禧向自己的儿子下手……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徐彻教授将带你走进慈禧与光绪的母子世界，揭开围绕变法带来的母子决裂之谜。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总理衙门西花厅，五位大清王朝的当朝一二品大臣共聚一堂，而他们要召见的却是一个六品小吏，这耐人寻味的一幕背后到底暗示着什么？又是谁在幕后导演着这次召见？

　　感谢大家今天来听由我主讲的这堂讲座，我们今天的故事将从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98年讲起。

　　在这一年的正月初三日，京师已是深冬，但阳光微熏，天气晴和。41岁的康有为乘着马车兴致勃勃地直奔总理衙门。这一天，总理大臣特意约见他。跨进总署的西花厅，康有为看到五位大臣，一字儿排开，各个神态庄重地坐在上面。

　　这五位大臣是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和张荫桓。其中翁和廖又兼军机大臣。五位大臣清一色都是朝廷的一二品重臣，相当于现在的部级以上高官，而康有为只不过是小小的六品工部主事的处级小吏。

　　五大臣阵容严整，说明对这次约见的重视，因为幕后导演这次会见的正是光绪帝本人，他想在召见康有为之前，对康的变法思想做更为系统的了解。

　　在五大臣中，协办大学士荣禄是慈禧的亲信，他眯缝着小眼，似看未看地冷冷地脱口而出：“祖宗之法不可变！”荣禄欲为变法先定一个基调。

　　康有为不卑不亢地从容反驳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又怎么可以一味墨守成规遵循祖宗之法？比如今天的这个地方是用来办理外交事务的，祖宗之法里就没有这一项。因时制宜，变法是不得已必须做的。”

　　军机大臣廖寿恒不失时机地追问：“那么，应该怎样进行变法呢？”把问话巧妙引入了正题。

　　康有为画龙点睛地答道：“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大学士李鸿章略一沉吟，故作惊讶地问：“可是如果把六部都撤了，朝廷现有的体例不就都没了吗？”对国内外大事都十分清楚的著名政治家竟然提出如此幼稚可笑的问题，说明李鸿章是在这里故意装聋作哑，不愿过早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还想进一步摸摸光绪的态度，而更主要的是观察慈禧对变法的态度。

　　这次约见，从午后3时直到黄昏。时间之长，探索之微，追问之详，几乎前所未有。

　　第二天，光绪帝迫不及待地召见了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焦急地垂询五大臣约见康有为的详细情况。翁同龢上奏了约见的全过程。光绪帝听罢，很感欣慰，长长出了一口气，“不负所望，总算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变法人才。”

　　光绪帝极想立即召见康有为，但恭亲王奕訢认为不妥，加以阻拦。光绪帝面对资深权重的奕訢的反对，无可奈何，只得同意，便下谕命康有为条陈所见，并进呈康有为自撰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

　　光绪终于见到了康有为，也终于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可以开始推行他的变法，这中间发生过怎样的故事？慈禧真的完全放权给光绪让他变法吗？

　　光绪拿到《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后如获至宝。他连夜捧读，反复品味，由衷地感到必须立即着手变法，如再迟延，社稷难保。

　　然而，光绪帝并不拥有真正的皇权。他处处受制于慈禧。像实行变法这样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当然必须首先征得慈禧的同意。

　　光绪帝怕碰钉子，不得已，向庆亲王奕劻表露心迹：“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劻把这话转呈慈禧，慈禧一听，勃然大努：“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经不愿让他坐了。”当然这是说的气话，后来经过奕劻耐心解劝，慈禧心气渐平，才答应说：“由他去办，如果办不出模样再说。”这话看起来有股秋后算账的味道，然而总算得到了慈禧的首肯。

　　奕劻把慈禧同意变法的话转告光绪。光绪帝心中有了底，便兴冲冲来到颐和园面见慈禧。慈禧直视着光绪帝，严肃地说：“你要搞的新政，只要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我就不阻止。”这是慈禧在国家政治改革方面的重大许诺。

　　但是，政治经验丰富的慈禧对光绪帝的变法仍然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她胁迫光绪发布了四道上谕：第一道谕旨是罢免翁同龢；第二道谕旨是重申收回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慈禧要让大小臣工知道，用人权还是掌握在她的手里；第三道谕旨是慈禧准备秋天到天津阅兵，这是通过光绪的口告知朝廷内外，她虽然已归政光绪，但兵权却仍操纵在我慈禧手中；第四道谕旨是任命荣禄为署直隶总督。这四道谕旨是慈禧给光绪套上的四条枷锁。光绪的变法一开始就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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