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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的代价:光绪的坏脾气与李鸿章首创持久战
2006-12-08 07:24:00  来源:中国思维网  编辑:文庆  进入社区论坛
  光绪二十年七月,一封来自异国的电报,如同崩在皮肤上的一粒火星,烧灼得已经松懈多年的清帝国政治神经猛一下收缩起来。这一年年初,大清属国朝鲜发生了内乱,请求中国出兵帮助平乱,日本人也借机出兵朝鲜,挑衅中国的宗主权。

  听到这个消息,温文尔雅的皇帝拍了桌子。一个小小的日本,怎敢如此猖狂? 气愤的同时,皇帝又感到强烈的兴奋。振兴大清的机会终于来了!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没有比战争更能振作一个民族的精神,而如果要进行战争,也没有比日本更合适的对手。如果打败了日本,那就是道光末期以来,中国对外战争中的第一场胜利。“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转机也。”

  另外,如果他能抓住这个机会,在战争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干,自然会在朝野树立起巨大的威信,促使太后进一步放权。那么,他就有机会刷新政治,带领大清走上自己设计的自强之路。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皇帝那么乐观,比如北洋海陆军最高统帅李鸿章和他的部下们。

  对国际事务颇有了解的李鸿章十分清楚这个小国二十年来的发展变化。从军事实力上说,日本绝不占下风。特别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后,日本国的国家效率、战争动员能力等综合国力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提出了“避战求和”的建议,他建议皇帝主动从朝鲜撤军。如果避过此战,中国就可以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之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

  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这一建议得以采纳,那么日本挑战中国的时间表就会被大大延后。

  然而,对于这个建议,皇帝认为简直荒唐可笑。皇帝毫不留情地批驳了李鸿章。皇帝说,主动撤军,有失“大清”的体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鸿章抓紧一切时间,整军备战。 战争是一个放大器。它可以清晰地全面展示一个人的素质。 在亲政后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中,光绪皇帝暴露了他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虽然已亲政五年,然而他对国际事务,特别是对近在咫尺的这个邻居,仍然是惊人的无知。对于一个近代国家的领袖,这无疑是致命的缺陷。 进入军事统帅状态的皇帝命令太监把记载圣祖皇帝平定准噶尔经过的《圣武记》搬到乾清宫,彻夜不眠地研究列祖列宗用兵的方略,仿照他们的口气,雷厉风行地下达着一道又一道充斥着“决一死战”、“迎头痛击”等词汇的作战方略。 然而,精读过孙子兵法和《圣武记》并不证明皇帝就懂军事,特别是近代军事。战争过程与他的想像大相径庭。清军与日军第一次交锋于朝鲜成欢驿,即遭惨败,不得不退守平壤。对此小挫,皇帝不以为意,此战之后,他正式声明对日宣战,命对日本“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在正式宣战之后,清军仍然一反他的指示,节节退缩,及至9月平壤之战,朝廷寄予厚望的李鸿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溃败,此后不到半个月,清军全部被赶过鸭绿江,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全朝鲜。 皇帝大为震怒。他认为这无疑是李鸿章指挥不力的结果。皇帝以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拔去三眼花翎,交部严加议处。希望他“激发天良”,痛改前非,用心指挥。 然而谕旨还没有发到李鸿章处,1894年10月,日本军队突破由三万中国重兵把守的鸭绿江,排闼直入,兵锋直指沈阳。把守鸭绿江的是以敢战闻名的悍将宋庆,他的部下也是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最精锐的部分,中国军人在鸭绿江防卫战中的表现也堪称勇敢顽强,然而在日军的强大火力面前仍然不堪一击。直到这时,皇帝才发现,问题不是清军不“敢于胜利”,而是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师飞来,每一道都口气急迫。慌了神的皇帝要求将领们竭尽全力把日本人就地截住,不得让他们前进一步。 皇帝不知道,他这样指挥,正是犯了军法的大忌。日军侵入中国境内的那一刻,李鸿章就明白这场局部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他给皇帝上了道长长的奏折,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战略主张。他说,形势很明显,敌强我弱,日军利于速战速决,我军利用“持久拖延”。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持它打一场漫长的战争,如果中国能以空间换时间,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把日本人拖垮。相反,如果我们急于争锋,那么就会在阵地战中迅速消耗自己的力量。 应该说,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持久战”概念的首创者,这堪称对中国军事史的一个重大贡献。然而皇帝却根本听不进李鸿章的建议。甚至连那道奏折他都没有读完。他没有这个耐心。日军在中国境内越深入,皇帝就越惊惶。战前下的所有决心这时都不翼而飞,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把日本阻止住。他一日不停地把各地最优秀的军队调上前线。他催战甚急,对所有的前方将帅都不满意。他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断的指责,指责他们不负责任,“玩误”,“胆怯”,“无谋略”。另一种是恫吓,动不动就以“有畏葸玩延情弊,即按军律惩办”、“军法从事”、“决不宽贷”相威胁。在他的不断催促下,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锋线,不断被日军吞噬,这正中日本人的下怀。 中日战争中,光绪皇帝表现出了晚清统治者少有的血性。在战争中,年轻皇帝的性情急躁,缺乏耐心暴露无遗。他的急脾气实在不适合指挥战争。 还是在少年时期,翁同龢就已经发现皇帝脾气之暴烈非同一般。仅仅从光绪九年二月到六月不到半年间,《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了十二岁的小皇帝六次大发脾气:二月十五日,小皇帝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后殿大发脾气,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手尽血也”。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有自残举动,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讲,绝非寻常。翁同龢感觉到这个孩子的脾气十分不祥,在日记中写下了:“圣性如此,令人恐惧”。 事实上,畸形的成长环境中,他的人格始终没有完全发育起来。在成年之后,皇帝仍然表现出幼儿一样的缺乏耐心、固执己见,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描述道:“他性情急躁,喜怒无常,他手下的太监都不敢亲近他。他常常夜间不睡,半夜三更起来批阅奏折,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自己拍桌子,骂混账。” 这场战争与后来那场著名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与皇帝性格中的这种缺陷很难说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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