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文学：命运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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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文学：命运与选择

2007-05-25 09:33:00　　来源：百灵文化　　编辑：文庆　　进入社区论坛

　　作者：吴义勤

　　二、文学应该怎样面对“自由”？

　　其次，中国文学走向新世纪的历程还是一个不断拥抱自由、消费自由的过程。有人说，进入新世纪，文学将彻底失去自由，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奴隶沦为经济与金钱的奴隶,文学将会更为痛不欲生。这当然是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了市场法则与经济法则对文学的干扰、扭曲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对比于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束缚，这种经济法则恰恰是给了文学以自由。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作家与其说在新世纪失去了自由，不如说是获得了自由，但与其说是获得了自由，又不如说是失去了自由。但对中国作家来说，能否享受自由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如前文所说，文学边缘化对于中国文学既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机遇。“考验”表现在文学不得不面临痛苦的转型和生存的困境，而“机遇”则是指文学获得了回归自身、重新定位的新的可能性。应该说，在“多元化”和“边缘化”的双重背景下，90年代中国文学无论在现实的生存方式还是在内在的精神维度上，都有着比以往时代更多的选择，因而也面临着更多的诱惑。诱惑随处可见，而“自由”无疑是最大的诱惑。对于中国文学来说，“自由”确实是一个非常诱人的话题。

　　战争年代“文学”与“历史”同呼吸共命运根本谈不上“自由”与“不自由”，高度政治化的年代“文学”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工具也不可能拥有自身的“自由”，但是，9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的逐步多元化与边缘化，过去非常遥远的“自由”似乎一下子就莅临了中国的文学界。在我看来，90年代中国文学的“自由”，既是指文学空间、文学环境的自由，又更是指作家表达方式、主体选择的自由。

　　一方面，意识形态不再对文学有强制性的规范，只是以倡导、奖励“主旋律”的方式对文学加以诱惑与引导。另一方面，对比于80年代作家，90年代的中国作家已经具有了主体自由选择、自由呈现的更多机会。在80年代，“现代性”、“启蒙”、“反封建”、“人道主义”等强大的“共名性”时代话语裹挟着作家步调一致地向前走，对蜂涌而进的一波又一波西方文学思潮除了照单全收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这极大限度地掩盖和遮蔽了个人主体的真实面目。

　　而在90年代，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作家们失去了共名性的话语目标，80年代那种集体性的文学狂热已经降温；其次，西方几百年的文学思潮在中国上演过一遍之后，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进入了某种程度的“同步”状态，作家开始具备了判断、反思和选择的能力；再次，边缘化的处境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孕育个性化风格的机会，“无人喝彩”，实际上也是一种“减压”，它使得作家能够以一种更为放松的心态来进行个人的文学建构。然而，“自由”的内涵又是复杂而深奥的，它既具体又抽象，既模糊又清晰，对中国文学来说，它其实正是一柄双刃剑。中国作家长期以来为文学“争自由”，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可是当自由真正来临之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享受这种自由却是一个大问题。“自由”离不开“反叛”与“解构”，可以说，对刻板的教条、僵化的秩序和主流规范的“反叛”，既是“自由”的前提，也是“自由”的重要内涵，但是，这种“反叛”又不能超越文学的边界和限度，否则，它就会走向“自由”的反面，成为自由的“敌人”和文学的敌人。

　　因此，在我们“自由”地反叛一切时，对“自由”本身的“反叛”和警惕显得尤其重要。“自由”是美好的，它是人类精神和艺术精神的体现。但自由又不是无边的，它不是口号，也不是标签，它只有在溶入生命体验、精神体验和艺术创造中去时才是具有文学意义的，否则，以主观上的放纵撒泼的方式对自由的挥霍，可能恰恰就导致的是文学的不自由。

　　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看到，在90年代，“自由”既带给中国文学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景象，同时，对“自由”的误读和曲解又使得“自由”正在成为取消文学价值取向的借口，文学正在变得空洞、虚弱和无依。那些“断裂”的呼喊，那些对“经典”、“大师”的质疑，那些否定鲁迅的声音，都既是中国文学自由精神的张扬，又是中国文学正在失去价值依傍、进入一种价值迷乱的失控与失重状态的标志。说到底，文学无论怎样“自由”都不能脱离文学的“底线”，都不能成为否定文学价值目标的借口，否则，就会造成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泛滥。而也许也正是由于价值观的问题，我们看到90年代中国文学在面对各种物质的、利益的诱惑时就表现得相当软弱和可悲。那些专门为某类评奖而写作的作家，那些甘当某些导演的“影视写手”的作家，那些在各类媒体上骚首弄姿的作家，那些为了追求畅销而极尽媚俗之能事的作家……，他们都有可能为自已涂抹上一层“自由”的油彩，但是，这样的“自由”却是以对文学信仰、文学价值的背叛为代价的，它与文学的批判、否定和反叛精神无缘，是对物质时代各种“诱惑”的全面投诚。当然，90年代文学的价值真空状态既是90年代特殊语境的产物，同时又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如果说在8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主要禀持的政治意识形态标准的话，那么80年代的中国文学则是西方文学标准和政治意识形态标准“双轨”并行。

　　一方面，新时期文学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演绎与模仿，许多时候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西化”实际上是同一个意思；另一方面，新时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政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国家话语和文学话语其实是同构的，文学与意识形态的目标可谓高度一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而这两者都某种程度上导致了90年代文学的自我迷失。

　　因为，当“西方”作为一种文学“目标”，从手段变成“目的”之后，问题就来了，既然西方的文学我们都“操练”过了，我们已经“赶上”西方了，那怎么办？文学方向感和文学动力的丧失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比较起来，我倒是觉得90年代最为“坚挺”的还是意识形态性的“主旋律”写作，虽然在文学的观念领域或文学的审美领域，“政治意识形态”是对于文学的一个否定性的存在，但是意识形态文学却始终有着坚定、稳固、自信的价值支撑，不管我们怎么评价它的这种价值支撑，但是它在90年代的巨大成功与巨大“收益”却是我们不能熟视无睹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很多作家一方面对意识形态性的写作持一种不屑一顾的反叛立场，另一方面又对意识形态性写作的“效益”充满羡慕，这使得意识形态性写作在很多时候反而成了一个“巨大诱惑”，诱使“反叛者”们总是费尽心机地想在“反意识形态”的姿态和意识形态写作的“效益”之间找到某种平衡点，这颇有点“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的意味，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而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新世纪文学建构在“自由”基础上多元化景观的期待与想像也同样成了一种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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