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讲坛：新世纪中国文学：命运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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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讲坛：新世纪中国文学：命运与选择

2007-05-25 09:37:00　　来源：百灵文化　　编辑：文庆　　进入社区论坛

　　作者：吴义勤教授

　　关于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命运，很多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进行过各种各样的预言和宣判，其中文学即将死亡或走向低谷的声音最为响亮。有太多的证据支撑这种宣判：比如，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导致的文学边缘化；大众传媒对于文学空间的挤压；大众对文学的轻视与忽略；文学干预、影响人民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能力的下降；文学的生产、组织、管理及传播方式的变革，等等。然而，几年过去了，文学的末日非但没有到来，反而迎来了某种狂欢气息：新世纪文学如火如荼，长篇小说的高潮持续到来，网络诗歌火爆异常，文学刊物不断膨胀……。权威部门已经据此宣称，中国文学艺术最繁荣的时期已经到来。似乎眨眼之间，文学的命运就被改变了，从丑小鸭到白天鹅，从大悲到大喜，变化如此迅速，我们还没有转过弯来，一切就已发生了。然而，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是真相还是假象？也许我们需要对中国文学走向新世纪的历程重新进行一次回顾与思考，才能看清这一切。今天，在这里我主要与大家交流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边缘化”是祸还是福？

　　中国文学走向新世纪的历程首先是一个从中心向边缘位移的过程。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学由“中心”向“边缘”的位移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与此相关，“边缘化”也成了文学界的一个热门话语。所谓“边缘化”既是指文学在现时代的生存方式，又是指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对文学的“边缘化”，中国文学界有两种不健康的态度：一种视“边缘化”为文学的衰落，他们为文学“中心”地位和特殊“权力”的丧失而倍感失落；一种则把“边缘化”视为文学获得解放的标志，把“边缘化”视为一种文学“成果”，并进而以“边缘”、“另类”相标榜。实际上，文学的“边缘化”既不是受难，沦落地狱，也不是获救和飞升，它不过是文学从非常态回归常态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应该看到，“边缘化”并非文学在市场经济时代所做的“牺牲”，“边缘化”不过是把本来不该属于文学的东西从文学身边拿走了，实际上是为文学“减负”，是解放了文学。因为“权力”“中心”这些东西本身虽不能对文学构成直接损害，但它培养了文学的虚荣和骄傲，更何况“权力”不是凭空赋予的，你享受权力，就难逃权力赋予者钦定的“服务”义务和责任，文学付出的代价也可谓相当沉重。

　　也许，只有在文学从那种虚拟的权力荣光里退出之后，文学才会明确自我的定位，开始依靠自身的力量寻求发展的历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能把“边缘化”神圣化，夸张化，绝对化，“边缘化”让文学回归常态固然是一种进步，但“边缘化”同样并不能解决文学自身的问题，文学回到自身与文学的繁荣或文学的发展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文学终究还是需要通过自身的力量来证明自己、发展自己。因此，以一种“牺牲者”或“受难者”的姿态来撒娇、邀宠的做法是可笑的，以“边缘化”作为“革命大旗”和“灵丹妙药”的做派也同样是十分荒唐的。文学本就不该“娇生惯养”，“边缘化”又有什么值得卖弄的呢？在我看来，“边缘化”不过是文学必须经受的无数考验之一种，如果文学连市场经济的考验都无法接受，那它怎么能够跨越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绵延至今呢？它又怎么会是永恒和不朽的呢？问题的关键，恐怕已不是居于“中心”还是居于“边缘”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学的“生存能力”的问题。

　　“中心”和“边缘”的问题，本质上只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甚至只是一个“伪问题”，是一个具有“中国国情”的“中国问题”。我们的作家之所以会在此问题上反应如此激烈，实际上表达的正是对“中心”地位的一种留念，是对于自己文学能力失却自信的一种表现，长期的中心地位使中国作家成了“被供奉”的对象，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多年不从事文学创作，或者已经根本无力从事文学创作，他们的荣誉不是建筑在能载入史册的文学成就上的，而是建筑在“中心”化了的“作家”身份上。

　　如果说“中心”地位使作家们根本无需去考虑“文学与生存”这一沉重的命题的话，那么，“边缘化”考验中国作家的首先就是他们的独立生存能力，它要求中国作家必须真正做到以自己的“文学”去生存、去生活、去获得他想要的一切。在这方面，90年代以来，许多青年作家辞去公职以一个自由写作者、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进入文坛的方式，就颇有革命意义，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主动挣脱“体制作家”的身份勇敢地面对生存、面对文学。姑且不论他们的文学道路究竟会怎样，但至少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边缘化焦虑的被征服。

　　实际上，就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境遇来说，边缘化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种心理感受和心理考验。而且这种心理感受很多时候是被夸张化了，是一种心理失落后的不平衡导致的过激反应。事实上，新世纪中国文学的边缘化和传媒化是紧密相连的，现代性和现代技术对文学界的考验，表现在新世纪文学传播、生产、消费方式的变化。传统型的纯文学读者越来越少，而网络和大众传媒的发达对于文学的改变（也有人说是扭曲）变得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传媒又是使文学重新走上中心地带的中介，是传媒使文学摆脱了边缘地位，使文学娱乐化，时尚化，进入了传媒中心。也因此，作家传统地位滑落之后，又从另一个渠道获得了地位的提升与补偿，他们从政治中心进入娱乐中心，成了新的文化明星。王朔、卫慧、郭敬明、韩寒，陆川、朱文、李冯、东西等等，非但不边缘化，实际上是中心化了。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不但不会对雅俗合流以及“俗”的东西堂而皇之地进入纯文学领地大惊小怪，而且对各种饱受非议的文学炒作也能够正确地对待了，因为，在一个媒体时代，炒作其实也正是文学主动应战市场的一种策略，是展现自我对付文学边缘化的一种手段, 90年代就是90年代,80年代那种对文学趋之若鹜的景象不可能再现了，肯定不会有人支起耳朵去寻找你的声音,只有弄大声音,加大分贝，你才会被听到、被发现。这也许就是这个时代文学的宿命，“再也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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